记者：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形势下，电力改革应坚持怎样的方向？
　　 
　　曾鸣：我国目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核心是转变能源发展方式，转变能源发展方式，核心是转变电力发展方式。中国电力要向低碳电力发展，解决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的问题等，必须通过深化电力体制改革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，构建全国性的电力市场体系。要想构建全国性电力市场，必须要有大电网做基础，要在统一优化调度的前提下进行。
　　 
　　这是我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作出的判断。我国用电负荷中心和能源产能中心呈明显的逆向分布，无论是传统的火电还是可再生能源的大量使用，都会出现远距离大容量输送问题，这是中国特有的国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唯有建大电网，才能满足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远距离输送和消纳，这事关中国未来低碳电力目标的实现。
　　 
　　低碳电力对于中国梦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。无论是要支撑经济的稳健持续发展，还是减少环境压力，建设美丽中国，都必须解决好能源需求日益增长与常规能源日趋减少的矛盾，发展绿色能源、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。所以未来，非化石能源要大量并网输送，必须全国联网。国际上的经验也证明了，必须依靠大电网，才能使整体的经济效益、环境效益和安全性最优。
　　 
　　记者：建立全国性的电力市场体系内涵是什么？
　　 
　　曾鸣：大量可再生能源远距离输送和消纳，需要高度、统一的协调，包括安全性、经济性，还有环境容量等的协调，如果各区域按照市场法则进行交易，那可再生能源并网及整体环境效益最优就很难实现了。因此我认为，要在全国联网的基础上，形成国家统一的电力市场体系，进行统一调度和市场交易，这就是全国性电力市场体系的内涵。
　　 
　　记者：电力体制改革已步入深水区，现阶段推进电力体制改革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？
　　 
　　曾鸣：目前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还需要深入研究和论证。各方对于市场主体、市场模式、市场结构、市场规则等问题都存在不同的看法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。今年全国两会后，电力监管机构作出调整，下一步要在新的形势下，特别要针对可再生能源大量并网以及低碳化迫在眉睫的客观事实，深入研究和论证市场体系的问题，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。
　　 
　　记者：从改革的成本效益角度讲，应该选择怎样的改革路径？
　　 
　　曾鸣：电力体制改革要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必须慎重考虑、通盘谋划，确保好处大于成本。我认为，从这点上讲，调度分立和输配分开都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，反而会带来巨大的改革成本，甚至会给电网安全带来影响，特别是调度独立。
　　 
　　我们曾承担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电力调度和交易的管理体制的中外比较研究》课题。经过研究发现，一些国家调度分立，是在电力私有化及产权多元化之后，为了保障电力普遍服务及电网安全，需要有一个权威、公平的调度机构独立运行，这是由各国国情所决定的。这对于我们国家并不适用。我们坚持多年的大安全管控体系已被证实发挥了重要作用，特别是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政治活动时，另外，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的大停电，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。这都证明这种模式是有效的，调度分立没有任何好处，我们为什么要一味学习西方？
　　 
　　另外，想通过输配分开，培养售电市场，进行多买多卖，缩短监管链条，我认为这种改革模式目前对于我国也是不适用的。多年来，供电企业大力实施普遍服务，有力地支撑了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这实质上是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反哺农村、大电网反哺小电网。如果输配分开后，配电网部分以独立的经济实体进入市场去竞争，而竞争的法则就是盈利和赚钱，普遍服务还会有谁来做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农村发展就会面临“缺血”，不但会影响新农村建设进程，还会影响全面小康社会建设，无疑会产生巨大的风险。
　　 
　　电力改革首先要理顺电价形成机制
　　 
　　记者：要推动电力深层次改革，首要任务是什么？
　　 
　　曾鸣：要推动电力体制改革，首先要改革电价机制，向市场化方向改革。其次，政府对电网的管理体制，包括投资、项目审批机制等也需要改革，在这些基础上，才能推动电力企业的改革，引入市场竞争。